破解该困境需要突破单一部门法视角，在法理论层面引入一般违法性概念。
其次，数字司法将催生一类新型法律职业，即从事司法领域数字技术研发、基础设施运营的专业技术人员。法理情相融合，有利于让司法判决为老百姓所理解和接受，也有利于更好发挥司法的教化和治理作用。
因此，人权司法保障的底线标准是，防范司法过程中对人民群众实体权利和诉讼权利的侵犯，特别是坚决防范冤错案件的发生。这就要求，司法机关办理案件，不只是最后给当事人一纸公正判决，更重要的是在每个环节做好服判息讼工作。（三）完善诉讼程序体系诉讼程序是司法活动的游戏规则和制度约束，直接影响司法正义供给的质量、效率和公信力，因而构建系统完备、公正高效的诉讼程序体系是司法体系建设的重点任务。查明事实真相的能力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科学技术的发达水平。易听懂的司法公正，是指司法人员把法律人能明白能接受的司法公正转化为普通群众也能明白能接受的司法公正，让司法公正抵达当事人内心。
我们所讲的办结案件，不是指案件在程序意义上的结束，而是指案件在实质意义上的息讼。人权司法保障的高线标准是，采取预防性司法措施，防范人民群众权利受到非法侵犯。制度从低阶向高阶演进的过程，还是一个优化升级的过程，意味着对低阶制度进行升级、改造或者提炼、合并和升华。
法典化运动常被质疑的一点是法典的僵化和滞后，其缘由在于人们通常把法典视为终局性知识(13)的载体和制度化成果。不过，虽然数字技术使得检索法律变得更加便捷，但如果只是把静态的法典文本加以数字化，把纸质版本的法典变换一种载体，那么，其对法典的可及性的提升是有限的，没有更有效地降低法律运用的复杂性。相对于印刷品，数字产品具有更低的复制成本、搜寻成本、交通运输成本、追踪成本和验证成本。法典的形式内容和原则理念必须符合宪法精神。
经济学家威廉姆森、罗兰等人用迅速变化和缓慢变化来区分不同层次的制度类型。在《民法典》编纂的激励下，我国法学界对编纂环境法典、刑法典、行政法典、教育法典、知识产权法典、商法典、劳动法典、证据法典、诉讼法典、经济法典、监察法典、国际私法典等法典进行了深入研究，或以专门领域法典化为目标开展了系列研究，主要议题包括各专门领域法典化的必要性、法典的应然样态、法典的立法技术、法典的制度资源等。
(14)参见[加]帕特里克·格伦：《世界法律传统：法律的持续多样性》，李立红、黄英亮、姚玲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155-167页。种类众多的制度形式，在人类社会的治理过程中具有各自的特定功能，因此会出现两种情况：一种是分散但有序，存在一种机制能够规范多种类型的制度。在新法典的立法过程中，要从已经法典化的领域汲取经验教训，切实提升新法典的质量。以数字技术提升法典的可及性，不仅体现在要保证法典的数字化版本的权威性、准确性、完整性，还体现在技术层面的创新。
基于实践需要，可以打破现有法律部门划分，按照诸法合一(30)进行法典编纂。[美]庞德：《法理学》(第三卷)，廖德宇译，法律出版社2007年版，第533页。在当下中国，对法典应持功能主义的立场，根据国家治理的实践需求设定法典化目标。法典化进程本身就是一个信息传导过程，从类型上可以分为两类：一类是对法典化乃至立法所依赖的知识资源的信息处理，一类是作为法典化之民主合法性基础的立法者与民众之间的沟通互动。
参见廖加龙：《英国的法律改革委员会》，《人大研究》2003年第1期，第45-46页。法典化是制度动态演进的方式之一，法典是诸多制度形式之一。
⑨参见李启成：《治外法权与中国司法近代化之关系——调查法权委员会个案研究》，《现代法学》2006年第4期，第33-34页。在国家治理、全面依法治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法典化之间，有着清晰的逻辑层次：坚持全面依法治国是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基本方略。
应当在充分调研的基础上，根据各领域的特点、规律和发展现状来确定各领域法典化的时机选择、立法模式和技术路线，遵循法律的发展规律和立法原则，体现各领域国家治理和法治建设的针对性和可行性。重视这两方面改革效应，是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双轨制改革的重要经验。但法典是数字化公共产品，它在避免了数字化私人产品的上述负外部性的同时，能够以更为便捷的形式传播并发挥其影响力。动态化意味着，法典化作为一种制度变迁方式，呈现了制度从低阶向高阶、从试验向固化、从短期激励向长期激励的演化过程。这类工作在实践中已获探索，一些国家已开始使用包含超链接的超文本形式颁布和更新法律，我国的一些商业数据库也推出了类似服务。按照制度的权威性、规范性和效力层级等，对于历年来所累积的制度，应逐层逐步实现从地方到中央、从个别地区到全国、从非法律规范到法律规范、从效力位阶低到效力位阶高的整合优化。
在不同时空的政治文化语境下，法典的内容和形式将呈现出不同的样态，衍生出新的内容，甚至面临与法典制定之初极为不同的社会状况和价值形态。集成化体现为，法典化作为一种治理技术，是对各种治理规范和治理理念的系统集成。
(53)另一方面，应从制度建设、制度改革来着手。(28)关于立法中的全过程人民民主，参见杨振武：《发展全过程人民民主 彰显中国式民主优势》，《人民日报》2021年8月4日，第9版。
在立法技术层面，法典化指向某一特定领域的法律制度集成。③参见[德]赖因哈德·齐默尔曼：《欧洲私法的法典化：〈欧洲共同买卖法〉视角下的历史反思》，刘剑峰译，《经贸法律评论》2020年第4期，第137-158页。
(34)在《民法典》的制定过程中，全国人大常委会先后10次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共收到42.5万人次提出的102万余条意见。例如，相对于《民法典》对个人信息和虚拟财产的保护，在《民法典》生效之后制定的《个人信息保护法》和《数据安全法》对个人信息和数据财产给予了更全面、更细化的保护。(20)法治关乎国家治理的成败、质量和效能。本文拟从自主化、效能化、集成化、协同化、数字化、动态化六个方面，对新时代中国法典化的方法论特点逐次展开讨论。
从推进新时代中国法典化进程的整体性视角看，则应当从法典化的功能定位出发，基于国家治理现代化的目标任务和实践需求，提取各领域法典化主张中体现法律发展规律和法典化之法理基础的共性的立法理念，将其作为新时代法典化的共同立法理念。前者关注民意如何进入政治议程并最终落地为政治决策。
也就是说，对于为什么要制定法典制定一部什么样的法典如何制定法典法典如何实施等问题的理论回答，能够从不同方面回答法典化如何有力支撑并推动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这一问题。原因在于，长期以来，法典化被视为法律动态演进过程中的一种选择，甚至被视为法律进化的一种必然趋势。
关于《民法典》与《个人信息保护法》《数据安全法》之间的法律效力位阶争议，不应影响《民法典》的长期激励效应。法典化是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一项重大制度性基础工程，因此，把握新时代中国法典化的方法论基础具有重要意义。
制度创新是新时代中国国家治理的内在要求。相对于单行法的立改废释，法典化应当是更高层次的法制改革，能够推进法治建设和国家治理中的存量制度优化和制度创新，把局部制度试验的成功经验逐级乃至跨级吸纳到法典之中，或者在法典化的过程中，将成功经验在凝结、提炼后加以吸收。法典具有长期激励效应，并不意味着法典的具体规则是不变的，或是不能被其他制度形式所取代或更新。新时代中国法典化是中国式现代化的一个方面，应当基于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时代语境，聚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规划和实施法典化工程。
这意味着，法典化必须重视协同性。又如，在1997年修订《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的过程中，存在着确立罪刑法定原则、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原则和罪刑相当原则，以及将反革命罪改为危害国家安全罪等重大问题。
(35)参见《民法典立法背景和观点全集》编写组编：《民法典立法背景和观点全集》，法律出版社2020年版，第71-815页。从这个角度看，法典化的外部技术环境、载体形式、传播方式等均发生了很大变化，人们对法典繁简的理解和认识也大不相同，因此，法典化的立法技术也应当得到更新和发展。
(23)法典化所体现的集成化特征是现代社会人类通过制度建设来实现集约治理的体现。关于法典的实施，应当注重立法评估，总结经验教训。